长期以来，这是个被忽视的问题，答案也许要从瑞典如何从穷变富说起
沃尔沃创建者:阿萨·加布里尔森（Assar Gabrielsson）和古斯塔夫·拉尔森（Gustav Larson）
许宏
1799年的夏天，一群英国旅行者来到瑞典，他们当中有一位名叫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他既是牧师也是经济学家，他到北欧考察是为他提出的新学说寻找更多的证据。一年前，他的那本影响深远的《人口学原理》出版。
在马尔萨斯和同行者的眼中，瑞典的贫穷让人触目惊心。从西边的邻国挪威到首都斯德哥尔摩行进的路上，他们看到，许多人不得不吃树皮和草充饥。
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早已很难将贫穷跟瑞典联系在一起。马尔萨斯担心的人口增长将超过土地产出增长的情形逐渐被瑞典这样的农业社会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所消解。
与马尔萨斯的时代相反，即使在富裕的西方世界，今日的瑞典也已是佼佼者，在几乎所有关于个人收入、平等、医疗保险、民主、环保以及竞争力的国际排名中，瑞典差不多都是前几名。
瑞典的变化至少说明了西方世界本身的成长历程也是参差不齐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像亚洲的日本，自从1870到1970这一百年间，这两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全球最快的，人均收入的增长达到了年均2.4%，高于美国的1.8%和瑞典之外欧洲的1.7%。
这一百年增长的原因在哪里？日本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一般为世人所知晓，没有1868年正式开始的明治维新，没有二战之后日本社会的再次革新，日本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
在地理上作为处于西方世界之中的国家，瑞典的富裕常常被视为当然。就像跟眼前的这位瑞典商人交谈，人们也许很少会从这个角度提问题：原来贫穷的北欧之国瑞典如何能够造就沃尔沃汽车(Volvo)这样受人尊敬的世界品牌？
工业化，全球化
作为瑞典乃至北欧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雷夫·约翰森（Leif Johansson）是当今瑞典工业领袖的代表。他说沃尔沃的成长离不开瑞典的工业化进程，而这个进程离不开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全球化。
“首先，我认为有两个非常有见识的创建者，他们有一种观念认为，自己能够制造出来真正安全的车辆——卡车和轿车，既是对驾驶者而言，也是对环境。他们有了这样的远见和价值观，才创建了这个公司，这是非常重要的。”约翰森解释说，“第二点，瑞典的市场很小，我们到现在也只是900万人口，在当时只有350万。这意味着公司建立后不久就得向海外市场拓展。沃尔沃在1927年建立，但在1929年，我们就到了阿根廷，到了1938年，我们就向中国卖了第一辆车。所以在一个小市场出生原本是不利因素，却在世界品牌的塑造上成了积极因素。”
约翰森说到的那两位有见识的创建者是阿萨·加布里尔森（Assar Gabrielsson）和古斯塔夫·拉尔森（Gustav Larson）。他们组建沃尔沃汽车制造厂之前都在一家名叫SKF的公司工作。SKF成立于1907年，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制造滚动轴承的公司，沃尔沃原先是其中一个商标，在拉丁语中的意思就是“滚动”。
无论是SKF还是在1927年成立的沃尔沃汽车厂，都是瑞典人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这些工业化国家影响下做出的反应。这样的反应显然是瑞典人向那些国家学习的结果。在1895年设立旨在鼓励发明创造的诺贝尔奖金就是这个学习心态的结晶。
被美国感染
移民是这个学习过程不可避免的经历。对许多生活在贫困中的瑞典人，背井离乡是唯一的希望。
在1850年到1910年之间，超过一百万的瑞典人移居到已经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美国，在20世纪初，住在芝加哥的瑞典人超过了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的人口，而以芝加哥为中心的美国中西部正是美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
文化和信仰上的相近使得瑞典学习美国并不产生根本上的冲突。从整个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看，处于寒带的瑞典大体都要比西欧以及(全球品牌网)由西欧人组成主体的美国晚一个节拍，无论是基督信仰的传入和普及，还是大学的建立、自由宪政的实现，还是之后的工业化。